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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周恩来指导外事翻译工作(组图)

在中国与缅甸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的请示上,周恩来就翻译工作出的批示。

1967年,作者(左一)在周恩来接见外宾时参加合影

1965年,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外交部教育司翻译处(现为翻译司)工作,与我同时进入翻译处的有10多个年轻人。

1964年中法建交,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。周恩来估计中国的外交将会有大发展,为此要未雨绸缪,准备好干部,指示翻译处从北京外国语学院(今北京外国语大学)挑选一批刚毕业的年轻人,加以培养,应对即将到来的外事活动高潮。我们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进入了外交部。在此后的外事活动中,我们中不少人直接或间接聆听了周恩来对翻译工作的指导,业务水平不断提高,不少人成为了高级外交官。

翻译不是“传声的机器”

进入翻译处,我经常听到老同志讲,“总理”怎么说,“总理”又有指示啦……。那时,外交部的人都把周恩来总理亲切地称为“总理”。周恩来对翻译工作特别关心,经常在见外宾前后通过口译或陪同人员对翻译工作提出要求。

周恩来对提高翻译的外语水平很关心,在日理万机中还经常想到翻译。

他多次批示,要求我们每天要有3个小时练基本功(听、说、写、读、译),互相用外语对话。那时国内没有收短波的收音机,不能听外国电台的广播。但是学外语不听有关国家的广播,怎么能提高听力呢?为此周恩来特批为翻译处从国外买了几台有短波的收音机。我们每天上班第一件事,就是围着这几台收音机听英美的新闻广播。

1969年,我们在广东潮汕牛田洋军垦农场劳动时,周恩来还想到了有这么一批年轻人在“接受再教育”,派出外交部干部司司长张永宽到牛田洋,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看望我们,向我们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:“每天必须要有两个小时学外语。”大家听了很激动:总理是怕我们在农场劳动把外语忘了啊!可是在极“左”思潮横行的年代,连周恩来的指示都得不到落实,有人甚至认为张永宽的讲话是“大毒草”,应予批判。我们学外语的计划因而付诸东流了。

外交文件的翻译要求所有的专有名词、引语等都要查清楚。这对我们新入部的同志是很大的考验,有时翻译某国总统的名字,明明查了,抄到初稿上,无意中会漏写或多写一个字母。定稿人没时间去核对专名的译法,往往会放过。所以翻初稿的人粗心大意就会给整篇译文留下很多“陷阱”。我们几乎隔三差五都要被“敲打”一下:专名没写对,这个译法查了没有?打字缩行太短……

翻译室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也是在周恩来的“敲打”下逐渐形成的。听说,早在1951年,在关于缅甸驻华大使任命的上呈文件上,缅甸大使的名字在同一页纸上出现两种译法:吴敏敦、吴敏登。周恩来在上面指示:“姓名未统一译好,请注意!”我佩服周恩来连这么一个小错都能发现,我们天天同文字打交道,却还常出差错,太不应该了。

英美、欧洲等国的人名按照发音翻译就行。日本人的名字最难译,他们用的是汉字,如田中角荣、大平正芳等,但发音完全不同,只能死记硬背。日本领导人有时换得很频繁,在外事活动中遇到一个不熟悉的日本人名,翻译连“忽悠”的办法都没有。周恩来体谅翻译的难处,就指示新华社编著《常见日本人名、地名手册》,发给每位翻译。

在外事活动间隙,周恩来还经常对翻译人员进行“考试”。冀朝铸、唐闻生等高翻就碰到过这种“考试”,对我们启发很大。有一次,听他们讲到周恩来考他们的地理知识,要求他们从东到西顺序说出拉美国家的名字。英语翻译往往对与自己工作有关的国家比较注意。当时拉美国家与我国建交的不多,在外事活动中也难得提到它们,所以我们不太关心拉美国家的情况。冀、唐两位高翻未能通过周恩来的“考试”,周恩来要他们回来后好好看地图,以后还要“补考”。

在政治会谈中,中央领导经常提及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,类似“绥靖政策”“闪电战”“苏台德区”等,都有固定的外语表述,不能随便译。还有一些历史人物,如克劳塞维茨、梅特涅等,需要了解他们是谁,在历史上起什么作用等。这些历史词汇和历史人物也经常是周恩来的“考题”。他还告诫外语干部要懂得外语环境。“现在很多外语不只限于一个国家、一个地区。你要搞语言,就要懂它(有关地区)的历史、地理。”

有一次过家鼎给周恩来当翻译,说起赵朴初“居士”,老过不知道什么是“居士”,周恩来就解释说:“居士是不出家的信佛的人。”老过译为“layman Buddhist”,顺利通过。另一次,周恩来与一位非洲国家的总统会谈,我作为“见习翻译”,也参加了。周恩来提到木薯淀粉的利用问题,高翻冀朝铸傻眼了:木薯的英文怎么说?毕竟是老翻译,他不慌不忙地想用解释的办法“忽悠”过去。“贵国有一种植物含淀粉量很高……”话没说完,便被我国驻该国的大使打断了,大使提醒说是“cassava”,把老冀从困境中解救了出来。

除了一般的知识面外,周恩来还特别关心翻译对外交业务是否熟悉,情况是否了解。

外交部内各种机密文件,如有关国家的情况调研、驻外使领馆的电报、中央领导人会见外宾的谈话记录等,都按级别准许阅读。翻译处多数是年轻人,级别低,大部分文件都不能看,所以翻译时对背景、我方立场等往往一知半解。周恩来发现了这一问题,不止一次地指示部领导要让翻译了解情况,翻译要结合业务。他还说:

“翻译不只是一个传声机器,翻译是人,是革命干部,要有自觉性和能动性……”他强调翻译要熟悉业务。

为了让翻译熟悉业务,周恩来指示,在地区司准备接待某国领导来访时,要请有关翻译参加讨论。重要文件的翻译,要有领导为翻译答疑。

对于口译,周恩来还特别要求在每场外事活动前,翻译都要看有关文件。我的丈夫吴建民是法语翻译,有一次周恩来会见一位非洲国家的总统,他去做翻译。外宾到达前,周恩来问他:“看文件了吗?”吴建民老实回答说:“没有。”周恩来有些不高兴:“为什么不看?”吴说:“翻译处没有这样的文件。”周恩来火了,狠狠批评了在场的主管部领导:“翻译不了解情况,怎么翻?不让翻译了解情况,是最残酷的。……翻译要看文电,不仅是参加口译的翻译要看,不参加口译的翻译也要看,此事我已经讲过多次了。”

第二天,翻译处阅报室桌上多了许多文件,办公厅按照周恩来指示送来了有关文电和简报。我们可看的文件比其他单位都多,使我们不仅知道了国际形势的发展、变化,还了解了我国与有关国家的关系。在看文件的过程中,我们还相互切磋对有些提法的理解,外文译法,提高译文的水平。

外交翻译政治性强,周恩来要求“完整准确,通顺易懂”。“完整准确”不等于“对号入座”,他主张吃透讲话(或文件)精神才能译好。前辈翻译家给我讲的一件事,对我印象深刻:1952年,外交部组织外国驻华使节看电影,总理亲自选了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,还通过秘书打电话到翻译室,片名不要直译,建议译成“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”。莎士比亚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在西方家喻户晓,而梁山伯与祝英台,在国外鲜有人知,借用莎翁作品的题目,有助于外国观众理解。周恩来这一点拨,使我们更懂得“翻译不是传声的机器”,是交流的桥梁,“对号入座”有时不能达到交流的目的,还必须注意使用外国人懂得的语言。

还有一个例子,就是“毛泽东思想”怎么译成外语?开始我们译为“MaoTsetung"s Thought(当时还没用汉语拼音)”,即“毛泽东的思想”。也有人对“思想”的译法提出了疑义,大家讨论得很热闹,却没抓住要害。最后请示周恩来,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: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发明创造,而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,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,因此译为MaoTsetung Thought为好。后来,中文人名地名一律用汉语拼音表述,“毛泽东”3个字改为汉语拼音。

那时我们在翻译处里感到很幸福,因为周恩来对翻译很重视,很关心。他一直把翻译看作是“外事干部的一个来源”,要求翻译发挥主观能动性。他说:

“在外交谈判中,谈判代表本人固然重要,翻译也重要。翻译强的可以帮助把逻辑上、词句上不够恰当的地方纠正过来。”遇到重要文件的翻译,周恩来总要询问翻译处有什么意见。翻译政府工作报告或党代会的政治报告,他鼓励翻译提意见、提问题。翻译中共九大文件时,周恩来主持了4次同翻译的座谈会,讲文件的精神,解答翻译的问题,并征求对草稿的意见。周恩来这样做,是有意引导翻译多关心外交业务,提高政策水平。

我是幸运的。在开始外交生涯的关键时候,有机会耳濡目染周恩来的教诲,对外交翻译以及外交工作的重要性、敏感性都有了感性知识,这是我一生中难得的经历,终生受用。

对年轻翻译的鼓励

1967年8月19日,星期六,在外交部食堂吃完晚饭后我在办公室里学习,室领导裘克安进来找我,说晚上周恩来要“礼节性”会见美国学者杜波依斯的夫人雪莉?格雷姆,让我做翻译,要我好好准备。

毛泽东、周恩来见外宾都是临时通知的,可能因为他们要处理完国家大事后才能安排。1967年正是“十年动乱”期间,白天周恩来要见好几批“红卫兵”,苦口婆心地做工作,晚上才有时间见外宾。“礼节性”会见意味着没有实质问题要谈,只是友好交谈而已,时间不会很长。这次派我去,可能是因为通知老翻译时间太紧,且会见交谈内容不是很难,可让我锻炼锻炼。

杜波依斯是美国著名的黑人社会学家,1903年写了一本《黑人的灵魂》,影响很大,被称为“黑人力量的启蒙书”。他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,同情中国革命,曾两次访华,见过毛泽东、周恩来。杜波依斯晚年加入了加纳国籍,1963年在加纳去世。杜波依斯的夫人雪莉也是著名的黑人学者、教育家。

给周恩来当翻译?我一方面感到很光荣,一方面又十分紧张。我从来没有给中央领导做过翻译,翻“砸”了怎么办?紧张于事无补,不能有太多的顾虑。幸好这时唐闻生从外面回来,听说我要给周恩来做翻译,便鼓励我说:“总理对女同志比较客气,不要怕。”

怕也没用,重要的是集中精力准备,准备越充分,成功的希望就越大。我想,礼节性会见不可能十几分钟就结束,双方完全有可能对某些问题交换意见。所以我不能存侥幸心理,看材料的范围要宽一些。

我开始“临时抱佛脚”,四处找材料看。其实能看的参考材料少得可怜。接待单位全国友协送来的材料也很简单。从雪莉?格雷姆抵京后的简报来看,她对教育改革比较感兴趣。于是,我就找出一大摞新华社的电讯稿,专挑关于教育改革的消息和文章看,熟记一些关键词汇。我还找了近期周恩来见外宾的谈话记录,将一些重要句段翻译了一遍。

晚上10点前,通知下来了,要我在某时某分到人民大会堂报到。

全国友协会长楚图南和其他陪同人员已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等候了。不一会,厅里的灯全打开了,这意味着首长到了,我们赶紧站了起来。周恩来步履匆匆,直接进入侧厅。此前,周恩来同“红卫兵小将”谈了很长时间的话,没顾得上吃晚饭。大会堂为他准备了一碗面。吃完后,他还要刮胡子。周恩来很注意形象,他的胡子很浓,每次接待外宾前,他都要刮胡子,他认为这是对客人的尊重。“文革”期间,许多有关外事活动的规定都被打破,着装随意,穿一件“的确凉”衬衫,一双布鞋就可以见外宾。有一次,翻译处一个翻译穿着长袖衬衫,把袖子卷得高高的,去给周恩来当翻译。周恩来进来一看见他就说:“把袖子放下来,怎么?要打架啊?”

周恩来从侧厅出来,他身穿一套浅灰色中山装,面容显得有些疲惫。在我的记忆中,周恩来见外宾时,只有两种颜色的中山装,浅灰和铁灰。他上衣口袋上别着一枚红色的“为人民服务”纪念章。

楚图南会长向周恩来简单汇报了接待情况后,外宾到大会堂门口了。周恩来站起来问了一句:“谁做翻译?”楚会长朝我这边指了一下,周恩来似乎有些吃惊:“哦?”

这时杜波依斯夫人进入了大厅。她身穿一套卡其布便装,胸前别了一枚毛泽东像章,整齐地卷着袖子,腰间束了一条宽皮带,一副非洲解放战士的形象。

先是合影,周恩来招呼陪同人员都参加,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,同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合影。

从我平时的观察,我领悟到,做口译,最初的十几分钟很重要,译得好,能让主宾双方对译员产生信心,也能给译员“降压”。事先我把所有可能用上的寒暄话都译了一遍,自觉有了“底气”。我还总结了自己刚做口译时的教训,由于紧张,声音就很小,在座的人听不清,都会朝我这边侧身倾听,室内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,自己也更紧张了。这次,我干脆“豁出去”了,大声地译了起来。

看来我的策略奏效了。周恩来赞许地点点头,双方交流比较顺畅。我的心跳速度恢复正常,自我感觉良好。听说周恩来的英文很好,对有些关键词的英译早已“胸有成竹”,如果译员用的词不合他的意,他会纠正。周恩来谈了中国教育的问题和改革的方向,我在一些关键句子上故意停顿一下,“察颜观色”,看周恩来是否要纠正我,没有。周恩来点点头,我更有信心了。

大约一个小时左右,谈话顺利结束。送走外宾后,周恩来回头问我:“你是哪儿的?”我说:“我是外交部的。”周恩来又问:“什么地方人啊?”我回答说:“浙江人。”他说:“外交部江浙一带人很多。你翻得还不错嘛,将来你再好好努力。”周恩来给了我很大的鼓励。

将业务干部都定为外交官

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外交上的重大胜利,第一批赴纽约参加26届联大的代表团得到了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。

中美之间20多年没接触,我们对美国情况不了解,在纽约没有我们的机构,没有依托,全靠我们自己去开拓。我们所面临的安全形势很复杂。周恩来对代表团的安全问题考虑得非常仔细,组团时专门指示,为了保护自己,代表团中所有业务干部都定为外交官。吴建民是三等秘书,我和其他一些年轻人是随员,最低级别的外交官。

我们被破格提升为外交官的消息震动了外交部。自新中国成立以来,驻外机构的外交官基本上是从部队或地方干部中挑选的,外交部本身的业务干部能当上外交官的是凤毛麟角。我国外交官的护照封皮是红色的,俗称为“红皮护照”,持“红皮护照”,可以享受《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》中规定的外交官豁免权,包括不受人身侵犯、出入境免检等。

周恩来不仅亲自过问参加26届联大代表团的组成,而且对代表团到纽约后的工作等都十分关心。11月3日晚上,也就是我们接到派我们去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通知的第二天,外交部办公厅来电话,要我们立即准备好,周恩来要接见代表团全体成员!

会见地点定在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旁边的小礼堂。周恩来先问了一些具体问题:打前站的先遣组走了没有?要同友好国家代表团联系,请他们帮忙,代表团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,还可请我驻加拿大使馆帮忙,他们去纽约更方便些;到纽约后怎么跟国内联系?周恩来问得很细,什么都想到了。

周恩来在对我们的讲话中,着重强调了安全问题。他要大家时时提高警惕,互相帮助,懂外语的要主动帮助不懂外语的。他甚至对代表团的着装也提出了要求。他说,代表们在联合国开会时,应穿中山装,体现中国的风格,在其他场合,从安全考虑,可以穿西服。

9日下午,代表团从首都机场坐中国民航专机出发,到上海换乘法航班机飞向远方。毛泽东要求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到机场送行,还要求各部委、各军种、各人民团体的领导人去机场参加4000名群众的欢送队伍。

如此隆重的场面欢送一个以外交部副部长为首的代表团,规格之高是空前的,足以说明中央对此事的重视。周恩来带领全体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与代表团一道绕场一周,欢送的群众在寒冷的天气中挥舞着国旗和彩带,向代表团致意。代表团全体同志深感祖国的信任和责任的重大,大家都十分激动。

代表团正副代表开始与周恩来握手告别。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在礼宾司安排下,匆匆从后舷梯上飞机。周恩来眼睛很尖,看见这些年轻人在上飞机,举着手一指,说:“怎么走了,我还没跟你们握手呢,统统下来!”

正在舷梯上的和已坐在飞机里的人全都高高兴兴地下了飞机,能和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握手道别,是莫大的荣幸。吴建民握着周恩来的手说:“请总理保重身体!”周恩来亲切地回答说:“谢谢!”吴建民怎么也没想到,这竟是他最后一次与周恩来握手。

“过来,过来!一起照相”

1975年,我奉调回国,回到翻译室,仍干我的“本行”。6月底7月初,泰国总理克立·巴莫访问中国,我是随团翻译。7月1日,克立·巴莫总理到305医院拜会周恩来。

305医院为周恩来接见外宾,专门在一层布置了一间客厅。此时,周恩来身体已经十分虚弱,但他仍然坚持站在门口迎接客人。他经常穿的浅灰色中山装,显得有些肥大了,脚上不再是擦得很干净的皮鞋,而是一双黑布鞋,因为他的脚肿得穿不进皮鞋了。会见完毕,他陪着泰国总理到会见厅外的大厅,签署中泰建交公报。

大厅里摆着签字的长桌,长桌后是照相阶梯,两国的有关领导早就在阶梯上站好,等双方总理出场。周恩来的眼睛向四周扫了一下,看到我和礼宾司一些工作人员站在桌子对面,就对着我们说:“过来,过来!一起照相!”礼宾司长立即跑过来,让我们赶快上阶梯照相。病魔缠身的周恩来,仍然不忘翻译和普通工作人员!

签字仪式完毕,泰国总理向周恩来告辞。为了早点让周恩来回病房休息,我匆匆向外走去。这时,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:“嗳,你!怎么不握手就走了?”我回头一看,原来是周恩来总理在叫我。我不好意思地走到周恩来身边。周恩来握住我的手问:“你回来了?”我不禁一愣,难道周恩来总理还记得我去纽约了?我强忍着泪水轻声说道:“总理保重!”周恩来回答:“谢谢!”说完,他在工作人员的簇拥下向客厅方向走去。

没想到,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周恩来!

1976年1月8日,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。当我在广播中听到这一噩耗,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11日,周恩来的吊唁仪式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大殿举行。大殿前排起了长蛇阵,人们在寒风中等着,为的是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做最后的道别。我在大殿负责引领外国驻华使馆及其他外国友人进入大殿。我一次又一次地带他们到周恩来骨灰盒前,向周恩来骨灰盒鞠躬。我觉得周恩来似乎就在我的身边,对我喊:“过来,过来!一起照相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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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嘉兴在线—嘉兴日报    作者:摄影 记者 冯玉坤    编辑:李源    责任编辑:胡金波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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